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不可否认，疫情持续至今也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如何在疫情应对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如何让中小企业存活且活得更好？疫情将对产业生态和组织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邀请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教授，解读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这次疫情防控凸显出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同时也暴露出公共卫生综合治理方面的若干短板。”魏江开宗明义地指出，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这次疫情的重要“分水岭”，国家从上到下全面布局、精准施策，体现了我国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强大力量。魏江认为，在此之前的疫情防控确实存在一些漏洞。究其不力，他认为是没有能够发挥专业社团、社区社群、企业组织和民间个体等这些社会治理主体的作用。“社会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单纯依靠政府的行政治理力量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从个体到社群、社区到经济主体再到政府的多元主体，形成多层次协同治理体系。”比如在疫情中，要充分尊重医院院长、科主任、传染病专家等专业人士的意见，发挥临床医生交流群的社群分享作用，也可以发挥一些非政府组织、专业社团和企业的协调作用。在这次疫情中，许多物流企业将生活和医疗物资迅速运入疫情严重地区，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些社会治理主体其实可以贡献很大力量。而如果不团结调动这些社会力量，就容易产生因为政府顾及不到而导致的问题，比如，出现“孤岛”现象。在疫情防控前期，部分流动人口无处可归，有人在高速公路上进退两难，面临“山阴不管会稽不收”的尴尬境地，有些社区隔离措施“一刀切”产生了新的无处可去的流动人员。这种人与人、社区与社区、城市与城市之间因为相互隔离而形成的“块状”现象，就是孤岛效应。怎样让这些“孤岛”重新连起来？魏江认为，一方面要通过大数据让信息联动，另一方面就是要发挥多层次、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积极探索市场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让高效且兼具社会责任的企业组织力量与行政治理相协同。为什么要让企业参与呢？因为社会治理涉及巨大的成本，像物资配送、医院管理、人口流动、信息维护等都需要考虑很多经济因素，而谈及经济问题，企业是最有效也是最灵敏的。让企业在疫情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是要发挥市场的协调作用，让市场与政府这两只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建立起有效互动。“我建议，在探索社会治理中的市场机制方面，要充分信任企业，把企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优势与政府治理协同起来。我们可以制定应急机制、工作标准、项目清单（企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补贴机制等。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与企业的责任划分要明确，政府该给予企业补助的不能少。”
疫情发生后，国内有很多中小企业运行困难甚至有些倒闭了。对于中小企业的“生死存亡”魏江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单个中小企业看，生命力肯定不如大型企业，但从中小企业整个群体来看，它是非常有活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组成部分，这种活力来自每天都在不断产生的中小创业企业。这个活跃的群体必须保护好，因为它关系到社会稳定、老百姓就业、基本保障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突变中方显英雄本色。面对疫情，中小型企业该如何突破重围、转型发展呢？魏江建议按照以下思路：一是降库存。想办法把死钱变活钱，比如打折出售存货。二是与员工协商工资。采取向员工“借钱”、以后按定期利息连本带利还给员工的方式渡过难关。三是间接融资。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少量借贷。四是与大企业合作。通过灵活用工、灵活融资，把资源盘活。“企业生存问题，最重要的就是3个关键因素：有人干活，钱不掉链，带动消费。”魏江说。当前，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和用工政策等。这些政策中，有的可能马上见效，有的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起到作用。当下最要紧的是“救急”，让中小企业能活下来，先“活着”才能“活好”。
魏江认为，从短期看，最有效的手段是财政政策，响应快、针对性强。今后，还应该针对员工工资、社保成本、租金成本等影响现金流的因素精准施策。比如，在租金减免方面，对国有用地、用房租金建议直接减免，对非国有用地用房租金给予财政补贴；在人工成本方面，政府与企业联合解决非正常开工期间的员工工资支出，可以由政府补助兜底；在财政贴息方面，对于因疫期延长贷款的，给予疫期贴息。此外，还可辅以金融手段，发挥国家政策性银行作用，设立疫情防控专项紧急融资，发放专项项目贷款。从中长期看，要发挥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作用，应尽快出台全年的减税政策，包括增值税、土地税、房产税等，让企业对减税降费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产业政策上，应加快发展网上经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网上很多专家学者给新冠肺炎疫情定性为“黑天鹅事件”，魏江却认为这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首先从概念上理解，黑天鹅在整个天鹅群体中的占比是非常低的，所以“黑天鹅事件”发生概率很小，没有办法预防。但灰犀牛是相对较多的，大多数时候也许它就在你的身边散步，很偶尔才会冲过来一头，所以“灰犀牛”事件是可以控制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敏感性和应急机制。新冠肺炎是病毒变异的结果。魏江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个大概率事件。像流感、埃博拉等都是病毒变异，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只是具体发生的时间点和地点不确定，严重程度不确定，一般情况下都是可控的，但如果病毒特别厉害，破坏性肯定会很大。认清疫情的“灰犀牛事件”性质，就可以利用“浙江经验”来做好准备，未雨绸缪了。魏江说：“浙江台风比较多，几乎每年都要‘抗台’，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像防台风那样建立预警机制、响应机制和应变机制。”对消费服务行业而言，企业应该掌握供给侧与需求侧短渠道、快响应的特点，尽快缩短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价值链，消除供给与需求的信息不对称，“快速传调，打快攻快守！”同时，要尽快启动突发疾病防控的应急机制，通过财政、金融、税收、劳动人事、货币汇率、产业等政策，做好多个备选预案，平时也要做好预演，把损失降到最低。对于企业而言，要做好预案，现金为王。同时要抓住这次疫情影响的契机，及时调整战略，及时做好“四个变道”：一是服务内容变道。从线下服务变道到线上服务，从差异化市场一般性服务变道为利基市场的特殊服务，从产品服务变道到劳务服务。二是市场方向变道。从国内市场渠道变道到国际市场渠道，从直销服务渠道变道到同行配套共生渠道，从弹性市场通道变道到刚性市场通道。三是管理工作变道。在疫情时期，利用时间空挡，做好信息系统建构、内部员工培训、服务流程再造等管理工作。四是成本模式变道。通过去库存换取现金、调短期人工降低成本、找政策获取资源，实现成本结构调整，保护现金流。疫情发生后，魏江带领他的团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为政府建言献策。他说，提出“四个变道”是基于对疫情“灰犀牛”本质及其背后规律的理解，“‘四个变道’也是我们为企业近期复工复产提出的应急预案。”内容来源：浙江大学人民号
文字记者：吴雅兰 柯溢能
摄影记者：卢绍庆
本文编辑：尺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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